彝族十月历的调查经过及三次重要进展
刘尧汉
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或其中某一专题研究的成果，总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粗到精，由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对于青年人有裨益的不光是接受前人成果，更重要者在于了解前人在获得这个成果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如何观察问题，怎样抓住线索追根寻源。由此总结前人失败的或成功的经验，从中得到启示，少走弯路，少受挫折。这样才有利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获得新成果。这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有其重要意义。因此我把自己对彝族十月太阳历调查研究的经历写出来，以供青年人参考。
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的彝族历法，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已有人在四川凉山作了调查记录；但在凉山彝族中却有人否认有此历法。为了落实此历，我邀约搞天文历法的友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1981年3月中旬，我和妻子严汝娴在一次调查中，不幸分别摔伤了头、脚。妻子拟回京治疗脚骨折，而我则留在西昌边治疗、边等待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卢央副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天文史室助研陈久金俩同志。4月中旬，他们分别抵达凉山州，我们便对天文历法进行了考察，在雷波县查明确有一种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的历法。
前人的调查都没有判别这种历法的性质。例如，云南大学历史系江应梁教授曾于1940年冬调查之后写成《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一书，认为这种“历法非阳历也非阴历”。经我们这次调查落实判明它是阳历。我们将此次调查结果写入了我们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一书十二章中的第六、七两章。但它显然还很不完善，还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1982年9月14日，赴京参加党的十一大的云南宁蒗彝族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同志来到我家，对我和妻子头年在宁蒗县境伤头折脚特地表示慰问。谈话中，阿苏大岭同志说起他家所居村茅家乡（宁蒗县城南约十公里车路侧半山）直到“文革”前，仍按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来计算年龄。我们在四川凉山调查时，一直未询明一年十个月终了到下一年之际的五、六天过年期间出生的婴儿年龄如何计算。这个问题在阿苏大岭这儿得到了解决。他说过年期间出生的婴儿，凡女婴算作下一年所生，男婴算上一年生；即使男婴生在过年末，女婴生在过年首日，也是如此。这次谈话，进一步补充了我们所掌握的十月太阳历的材料。
当时，我还委托阿苏大岭同志回去后，邀请全县毕摩和彝老开座谈会，再进一步落实彝族十月太阳历。阿苏大岭同志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于1983年1月下旬在宁蒗县举行了十天的座谈，获得了观察太阳运动定冬夏和一年五季十个月分雌雄（阴阳）的另一种比四川凉山更为古老的太阳历，它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彝族十月历调查的**次重大进展。由于我与陈、卢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一书，已于 1982年9月发排，不能把宁蒗县座谈成果纳人相应章书，只好以阿苏大岭、马立三等同志联名《云南小凉山首次发现彝族十月太阳历》一文作为该书“附录”第五。此文曾连载于四川《凉山日报》1984年10月25、26、28日的第4版。由于云南凉山彝族是从四川迁去的，阿苏大岭等的文章在《凉山日报》发表，大有裨益扫除在四川凉山州宣传彝族十月历的障碍，有利于提高彝族的自尊心。
四川凉山和云南峨山、新平彝族十月太阳历的主要特点，是以斗柄指向定寒暑；云南凉山彝族十月太阳历则是以太阳运动定冬夏，且一年五季十个月分阴阳，其哲学和科学意义大于前者。虽然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的彝族是一个整体，有共同的优良文化传统，但由于异地而居，山川阻隔及受外界影响，固有的共同十月历，行将消亡，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完整存留。因此，若要恢复表征中国文明史的彝族十月历，就有必要踏遍彝区山野，探寻它离散各地的明珠，联缀成串，聚光发亮。如缺少其中任何一珠，都会有损其光辉。
1983年12月中旬，我带着两个彝族青年离开楚雄，经昆明及曲靖赴黔西北调查彝族历史文化，进入黔境遇大雪，滞留威宁县城。于是，就在城里寻找从乡下进城的彝老座谈，得知距城二十多公里盐仓区彝村检马坝的背山大坟梁子有 “向天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决定亲临现场作实地考察。12月29日，我们在县、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引导下，冒着风雪登上 “向天坟”所在大坟梁子。当时满天阴霾，遍地深雪，东西难辨，地势不明。据当地彝老说，这是“彝王坟”，俗在晴朗夜晚埋骨灰，坟顶凹陷向天星。这使我得出此彝族“向天坟”必与彝族天文历法相关联的初步判断，并决定明年再来考察。
1984年9月下旬，卢央从南京赴楚雄。9月 27日，我约同卢央赶往禄丰县黑井峡谷，听彝族毕摩钟启贤为死者灵魂引路所唱咒词中，有彝族十月历，28日返楚雄。我俩应邀9月30日到威宁城，参加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三十***祝会。10月2日，即趋盐仓区大坟梁子考察“向天坟”。当日半阴间晴，幸得察明此“向天坟”综合了十月历的两种观测方法。我请本县彝族青年王继超同志继续调查周围情况。到12月中旬初步了解到，以盐仓大坟梁子大型 “向天坟”为主坟，周围五十多公里内，还有大大小小向天坟五十座。
由此我想起1984年3月在四川凉山州喜德县时，县委书记商清富同志（雷波县彝族）曾对我说雷波也有向天坟。于是，我决定亲自去雷波落实此事。11月6日，我与三位彝族青年离楚雄，于17日抵凉山州首邑西昌，22日下午抵雷波县城己近黄昏。下车伊始，我喘息未定，便急往县政协、政府、文化馆、县委会各机关探寻向天坟在何处，以便确定翌日行动。时至6点半，才初步探得在城南三、四公里的丁丁堡村有人知道向天坟。我急于知道向天坟的确切地址，否则寝食难安。但送我们来的司机连日来很辛苦，又没吃晚饭，不能再让他送我了。县委书记杨拉体同志（彝族）得知这个情况，就让他的司机（彝族）立即送我到丁丁堡。返回县城已是八点多了。23日晨考察了丁丁堡村两座向天坟，下午又查考了永盛、溪米洛两乡各两座向天坟。
我从乌蒙山和哀牢山之首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地图上看到与南涧邻界的滇西弥渡县德直区内有一个地名叫“望天坟”。11月7日，我们顺路来到此地，登上“望天坟”岭岗考察，但坟己不存，昔日岗下的彝村“金古”（景谷），也只居住着汉民了。
科学调查研究犹如打仗，事先也需侦察“敌情”，作出判断，然后争分夺秒，追踪不舍。就我对具有天文历法意义的彝族“向天坟”的侦察战斗来说，从1983年12月29日到1985年4月1日历时一年三个月，经历五次“战役”，**次在贵州威宁，虽有人和而无天时地利，只粗知“敌情”；第二次再去威宁，才获得重大进展；第三次在云南弥渡县，虽无“敌人”，已知“敌营”；第四次是雷波战役，又获得重大进展；第五次是楚雄战役，至此获得全面胜利。在这几次 “战役”中，人们都关心我的身体，劝我不要上山。但如果我不上山，又怎能作出正确判断？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掌握**手材料。对我们民族科学工作者来说，就更应该如此了。如果我们不去深入调查，不去认真地从各方面落实我们所调查的事物，要想得出新的、正确的见解是很难想象的。
黔、川、滇三省彝区“向天坟”的发现，是研究十月太阳历的第二次重大进展。
当1984年11月我去雷波调查向天坟，在西昌停留期间，从凉山州德昌县安伍合同志那里得知，德昌有一毕摩后裔(58岁）还能记忆“虎星三十六日占法”。我对他说，这材料很好，很重要，如能把它一一具体记清楚，那就更有价值了。于是安伍合就向拉伙比古记下了“虎星三十六日占”每一日的名称。这样就把虎宇宙观、虎图腾和包括综合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向天坟作了哲学和科学的概括。
安伍合和拉伙比古（汉名安比古）二人，同属凉山彝族古候部落中诸氏族的什列惹古氏族成员。这个氏族的亚氏族分布在川、滇、黔三省彝区，因而“虎星三十六日占法”就具有了普遍性和典型性了。懂得并运用“虎星三十六日占法” 的毕摩，不应只在古候部落什列惹古氏族内，其他部落中也应有。但时至今日，因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应用，人们已渐渐遗忘了它，只有什列惹古・甲巴拉伙比古尚能记忆。今幸获此，对十月历在哲学和科学方面进一步系统化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调查彝族十月历的第三次重大进展。
从云南宁蒗县获知过年日期间出生婴儿计算年龄的方法，是一个小进展。另外还有一次小进展，则是1984年5月14日，我率领三个彝族青年在滇南峨山彝族自治县查明此地也曾有十月太阳历。本县高平乡高平村的毕摩白其发（73岁）和宝山乡宝山村的彝老杨成发(64岁）都说： “六月六日是天地生成的日子”。这日是火把节，原为大暑日，即十月太阳历的六月一日，由于受阴历影响，而误为“六月六日”。这天在峨山要耍龙灯，实则是虎灯。这是以虎为图腾且从虎日（寅日）为岁首的遗俗。虎尸解创造天地，虎又推动地球而成岁，以虎日（大暑日火把节）为“天地生成日”，自有其逻辑次序。所谓“天地生成日”虽属神话，但却包含有科学的内容，即反映了十月太阳历的岁首。
自1981年5月，我们在雷波落实彝族十月太阳历，把它写人《彝族天文学史》一书，到 1983年1月从宁蒗县获得**次重大进展，却只能作为该书的“附录”了，至于1984年10月在威宁至11月在雷波的两次调查向天坟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1985年3、 4月在楚雄前后两次发现彝族向天坟这一重大进展及此前两次小进展，都是在《彝族天文学史》出版问世之后，故有必要把先后所获的这些材料，重新系统化，并专门论述。至此，彝族十月太阳历才达到了较前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和完整的境地。
滇、黔、川三省彝族向天坟的发现，对于彝族十月历的全面认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向天坟及其所在南北走向或北南走向的山冈，可作为彝族观测大阳运动和斗柄指向的观象台陈或观象场。
1984年10月至11月，我先后考察了贵州威宁、四川雷波的彝族向天坟完毕后回到北京。今年3月12日，我从北京赴昆明。14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龙建民、唐楚臣把我接回楚雄途中，唐楚臣说，他侧闻楚雄市郊子午区也好像有向天坟。我正忙于处理所务和修改《文明中国的十月历》这部书稿，且连日又患感冒，迟迟未能赴楚雄市南郊考察向天坟。3月23 日联系了吉普车定于25日去考察。与我同住一套房子宿我侧屋照应我的安伍合同志，听到我于24日夜通宵咳嗽未眠，便劝阻我改日再去，因急需交稿，须将了解到的新情况纳入稿中，不宜再拖延。由唐楚臣、龙建民陪同，楚雄市志办公室余立樑同志为向导，25日前往子午区以口村考察了与贵州威宁、四川雷波相比别具一格的骨灰罐上覆两圆台或三圆台的石冠——向天坟。
接着又传来子午区兆极村和吕合区太一村也有向天坟的消息。在楚雄市委书记杨成彪同志热情支持下，由市委宣传部长刘玉书同志和《楚雄报》副社长陈嘉谷同志为向导，由龙建民陪同于4月1日上午考察了兆极村向天坟现场，下午陈嘉谷同志因事未能同行，改由余立樑同志为向导，考察了吕合区太一村向天坟。3月31日因工作通宵不眠，安伍合同志耽心我病体不能支持，又力加劝阻勿出行，但我决意前往。这天上下午由龙建民陪同我登上向天坟所在山冈顶，南望北眺，审视地势；俯察乱石隙里有无骨灰罐碎片。每登一步，气喘嘘唏；每将咳嗽时，喝上一口橙子水，便把咳嗽镇住，又继续往上攀登。
每当我要出去作一次有学术意义的考察，我就忘记了自己已是六十三岁的白发人。我终于完成了楚雄市彝族向天坟的考察，联想到本州姚安县彝族古歌《梅葛》中和禄丰县彝族毕摩开路咒词里有一段“一年十个月”之句，这样一来，楚雄彝州有彝族十月太阳历，则是确凿无疑的了。
中国文明的源头在金沙江两岸彝区。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将照亮未来世界！